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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话用来形容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最合适不过了。维多利亚时代不仅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还是一个科学家星光闪烁、科学理论层出不穷、科学发明连续不断的时代。

随着科学技术的革新，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也经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人口数量急剧变化，新的科学理论冲击旧有观念，国家不断对外扩张……维多利亚的人们如何面对复杂社会状况？维多利亚的文化遗产至今有哪些影响？

作为社会的折射镜与温度计，文学作品中投射着人们对社会的想象与反思。“剑桥维多利亚文学与文化研究译丛”以最前沿意识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性别研究、技术创新、生态环境等领域，跨学科地揭示了社会变化与文学之间的交互影响。

剑桥维多利亚文学与文化研究译丛

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总是相似，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离我们并不遥远。维多利亚社会与当下的世界有多少相似之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离我们就有多近。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去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原因。

以下文字摘编自“ 剑桥维多利亚文学与文化研究译丛”

人口的文化影响：城市犯罪剧的兴起

18世纪末的英国，出现了一种别样的、不太为人所知的灾难叙述。城市犯罪剧，特别是“地方”犯罪剧，只是在向观众兜售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城市生活体验的包装版本：他们身处其中的拥挤的城市，简单的善恶对立取代了更为复杂的现实。

城市犯罪剧让焦虑的中产阶级阶层可以享受舞台上表演出来的、自己对人群的恐惧。在剧中看到自己熟悉的街道，也许有助于观众将自己的生活想象成一场色彩缤纷的都市冒险，这种冒险是肮脏的城市中壮丽崇高的一部分。

这个时期的国际流行文化，继续将城市视为一种盗贼窝点潜藏于其中之地。在那里，恶棍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随便更改名字和身份。在“波希米亚人”的封闭世界中，人物有着有趣的绰号，说着神秘的黑话。这一世界有许多继承者，持续对我们散发着某种致命的魅力。

波希米亚人继续以黑社会帮派成员的形式出现，尽管他们在国际流行文化中也发生了变异，即经常通过种族视角来观察“有组织的”犯罪。无业游民、底层的波希米亚人，因此被更新为纽约的移民帮派、黑手党、黑社会成员和非洲裔美国黑帮等。

由19世纪40年代人口想象产生的所有角色中，侦探是适应力最强的。侦探是城市想象中一个令人慰藉的形象，他让观众放心。城市的神秘感是可以理解的。摆脱了原来的城市环境，侦探的后继者通过戏剧、电影、小说病毒式地传播开来，比起他要应付的波希米亚人、无赖和流氓，侦探要灵活得多。

除了犯罪剧之外，还出现了一种发展前景不那么乐观的流行文学类型：城市幽灵故事。19世纪初，从哥特式小说和口头传统的废墟中，兴起了在现代杂志上刊登的幽灵故事。

虽然大多数这样的故事，以其怀旧的环境令人欣慰，而且它们的可预测性也很强；但在其中一些故事中，闹鬼的乡村旅馆或乡间别墅被一些不那么古怪的东西所取代：闹鬼的城市空间。

不管这些故事与都市神秘故事有什么不同，我认为它们都扎根在相同的历史土壤中。行人或通勤者都生活在他人的凝视之下，然而正是这些普通的城市影响、人口革命的症状，将城市幽灵故事变成了长久萦绕于人们心中的幽灵。

西方不会停下：文学里的中国想象

“唐人街”是于19世纪50年代在美国流行起来的绰号，第一位将这个标签用到莱姆豪斯华人聚居地区的人为西姆斯。这个术语的使用为那些聚集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码头、几乎全是男性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更加统一的地理和文化身份。

作为一名小说家，西姆斯一方面试图平衡对伦敦华人进行的历史学和人类学解读，将他们视为居住在伦敦东区（他有时称之为“殖民地”）黑暗大陆上的奇怪的和经常受到压迫的各式人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把中国人视作模范公民以及贫民窟改革中的助手。

虽然西姆斯在各种非虚构或松散的轶事类作品中都提到了中国人，但他在1905年的短篇小说集《伦敦的李廷和其他故事》中，最清楚地阐明了他对中国男性的看法，即中国男性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其1906年的选集《现代伦敦的奥秘》中，作家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家族史故事，《伦敦的李廷》是其虚构版本；它以一种自我批评的叙事方式，通过呈现典型的英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进而嘲讽他们，从而激起了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读者的兴趣。

这篇小说化用了政治领袖孙中山学生时代在伦敦中国公使馆被囚禁的故事。西姆斯将这些故事与一位神秘中国水手的经历联系起来：他在伦敦码头工作，然后与老板的女儿结婚，经营了一家业绩良好的二手家具商店，从而致富。然而，当李廷回到中国解决商业事务时，他的女儿充满了浪漫的想法，劝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丈夫”的母亲一起到中国旅行。在那里，她们发现李廷因为觊觎阜位而被慈禧太后囚禁。后来李廷寻求获得了英国代表团的庇护，并回到英国与家人团聚。妻子和女儿也从冒险中归来，一家人幸福快乐地生活着。

西姆斯的故事展现了其寓意：故事的主人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成为“宁愿选择威斯敏斯特小街也不愿剖腹自杀的王子”。

尽管李廷来自异教国家，但他明确地体现了新教职业道德的最佳特征，尤其是被那些去东方之前在伦敦东区进行传教的帝国传教士所信奉的新教职业道德：勤奋、忠诚、有节制、非暴力、献身于家庭。

他专门避免了东区生活的许多灾难:拳击赛场、杜松子酒宫殿、音乐厅等。他也不会被性交易经济吸引，这常出现在描写鸦片窟的文学中。李廷甚至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将他的家从受污染的东区搬到了更富有活力的西区。

最终，这类有关伦敦华人的小说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们坚持认为伦敦的文化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并且其中潜在的动态重建已不再仅仅依赖于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东西方之间，本土人与外来者之间复杂而分裂、结合的故事，人类情感与人类痛苦的新形式的故事，始终是帝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的有意无意的使命，横跨相异和熟悉的风景。

进化论与儿童文学：用文学对抗科学

对进化论这一人类历史中出现的新的科学概念的集体反应，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文本中可以一览无遗。这些文本使文学体验成为人类进化的关键机制，能够教会儿童如何缩回兽性的“尾巴”，转而进入一个更高级、独特的人类世界。

半个世纪前，评论家A. 德怀特·卡勒指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1865）是达尔文式的。因为，“与达尔文一样，卡罗尔把一个伦理、社会和宗教世界的陈规旧制交给儿童的清新自然视角去化解”。

作者刘易斯·卡罗尔通过描述爱丽丝被迫离开教室，开始一次地下旅行，并和一群会说话的动物相遇的过程，对维多利亚时期教育进行了戏仿。

当爱丽丝从兔子洞里掉下去时，她试图记起课堂上学过的从地面到地球中心的距离，以及地球对面那一点的精确位置，再到《爱丽丝镜中奇遇记》（1872）结尾处，红白皇后给爱丽丝出的各种离奇古怪的考题，爱丽丝系列故事书反复嘲笑了当时的学校教育。

卡罗尔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喜剧缩影”，并对其中一些人物加以“取笑”。这主要体现在爱丽丝对艾萨克·沃茨《诫懒惰和胡闹》（1715）的无厘头式的模仿，通常，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生被要求牢记这首有关自然神学的小诗。

爱丽丝没有再现沃茨对蜜蜂勤劳的诗意赞美，而是通过创作一首“小鳄鱼怎么样”实现了第一次戏仿。

沃茨诗歌里“努力干活”，“熟练建蜂房”的“忙碌的小蜜蜂”，被爱丽丝变成了一只到处捕猎的鳄鱼，它看上去“笑得多欢畅”，其实是想以此诱骗鱼类进入它的“微笑的嘴巴”。

这或许预示着英国科学教育的一次过渡：19世纪60年代流行的有关自然神学所倡导的仁慈宇宙的教育，即将让位于达尔文主义者所勾画的自我保存和适者生存的图景。

显然，《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并没有如《大自然寓言集》《水孩子》一样，通过在科学的基础上外加人文主义教育的做法，对达尔文主义者在生物科学上的转向做出回应。

卡罗尔完全摒弃了自然研究的价值，而把重点放在语言游戏上，强调模仿而不是死记硬背，强调无厘头而不讲究语法规则，强调戏谑的态度而不是谦卑地墨守成规于文学经典，卡罗尔设计了一种文学教育模式。

对于卡罗尔这样一位名闻遐迩的进化论怀疑者来说，进化论破坏了自然秩序，甚至破坏了我们的自我意识，而且它没有提供任何方法来弥补其所造成的混乱和破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说明，对语言和文学的熟练掌握，能恢复正在被新兴生物学理论毁掉的人类能动性。

顶尖维多利亚研究专家

探究文学与社会的交互张力

“剑桥维多利亚文学与文化研究译丛”精选自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19世纪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该丛书以剑桥大学著名维多利亚研究专家吉莲·比尔及十位英美顶尖文学研究专家为编委会，秉持跨学科、跨范型的比较研究视野和方法，致力于探究维多利亚文学与视觉艺术、政治、社会组织、经济生活、技术发明、社会思想之间的交互与张力。

《维多利亚儿童文学中的进化与想象》

《人口想象与十九世纪城市：巴黎、伦敦、纽约》

《中国与维多利亚想象：缠绕的帝国》

《鬼魂小说、侦探小说与唯灵论：维多利亚文学和科学中的视觉理论》（即出）

《维多利亚文学、能量和生态想象》（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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